本世纪初，随着敦煌禅籍的发现和研究，禅宗及其宗派源流问题，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，尤其是中日佛教学者的高度重视。有关禅、禅学、禅宗的研究著作不断涌现，这就为深入研究禅宗宗派源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一、诸说纷纭
禅、禅学、禅宗是相互关联而又各不相同的一系列概念。禅是古印度宗教通过打坐使心念安定下来的实践。在释迦牟尼以前，印度即是以生天为坐禅目的的思想；至释迦牟尼时，始展开远能苦乐两边，以达中道涅槃为目的之禅。此后，印度佛教的禅观思想日趋发达，无数禅经应运而生。汉末传入中国的禅经，多系传承小乘承统的禅观思想，刘宋求那跋陀罗译出四卷《楞伽经》，即列愚夫所行禅、观察义禅、攀缘禅、如来禅四种禅。菩提达摩(即达摩多罗)所传(东晋佛陀跋陀罗所译)《禅经》所说自性清净禅。禅学是关于修禅定的学说，而禅宗则是以达摩为初祖、以直探以源、见性成佛为宗旨的大乘佛教宗派。中国禅宗的创立，有佛陀扇多说、达摩说、道信弘忍说、六祖惠能说、马祖道一说等。
第一、佛陀扇多说。太虚大师持此说。太虚《与胡适之论菩提达摩书》说：“禅宗所奉为初祖的事实上人物，应是先在嵩山少林寺为魏君臣道俗举奉为大禅师的佛陀扇多。”其证据为：(一)奇异的禅风，为佛陀扇多后渐昌；(二)传达摩与流支不合，然此实为扇多与流支议《地论》不合之故事；(三)三祖神光——慧可，即传扇多禅的慧光律师，一名拆成二名。
第二、达摩说。唐道宣最早持此说。他在《大通禅师碑铭》中列出达摩——慧可——僧璨的传法谱系；神秀则以僧璨——道信——弘忍——神秀上承于达摩；玄赜《弘忍传》载：忍临终(６７４，高宗咸亨五年)时说，弘忍的弟子，有十人可传其教法：(一)神秀；(二)资州智诜；(三)白松山刘主簿；(四)莘州惠藏；(五)随州惠约；(六)嵩山老安；(七)潞州法如；(八)韶州惠能；(九)扬州高丽僧智德；(十)越州义方；而玄赜自己受弘忍的托付，自然也应跻身十一位高足之列了。中国近代佛学专家汤用彤先生亦主张：“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时来华，是为中国禅宗初祖。”近代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即主张“菩提达摩以前印度非有禅宗，”“达摩之教旨有二入四行，其中理入思想之发达，六代相传，成泛神论之精髓，所谓纯禅时代是也。”他把菩提达摩看做中国禅宗的创始者，以其“二入四行”作为纯禅时代的标志。
第三、道信、弘忍说。今人杜继文先生等持此说。他说：“从菩提达摩来华至隋朝的僧璨，可看作是禅宗的醖釀期；至唐朝的道信、弘忍、是禅宗的正式形成期；到慧能、神秀分立南宗、北宗及以后南宗独盛天下，都可以看作是禅宗的发展期，”认为“禅宗的真正发端者”是道信，使禅宗成为全国最大宗派的是弘忍，他论定禅宗的正式形成在道信、弘忍时期。
第四、六祖慧能说。中国佛教界印顺、东初法师和日本禅师铃木大拙等均持此说。印顺法师说：“浑朴忠诚”、“简陋贫乏”，“确能树一代之风者，岭南虑慧能也。”东初法师说：“有六祖惠能大师，始有中国之禅宗也。”日本禅师铃木大拙说：“慧能是禅学史中的一位先驱，从某些方面来说，我们不妨将他视作中国禅的初祖。”一些日本学者亦认为中国禅的展开始于慧能门下乃为历史的事实，中国禅的真正展开，为青原行思与南岳怀让二法系。
第五、马祖道一说。胡适之先生及令人潘桂明先生主此说。胡适先生本世纪以来对禅宗的史料的考证以及对达摩、惠能、神会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，在中外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。他在《论禅宗史的纲领》中说：“达摩一宗亦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禅。此项半中半印的禅，盛行于陈、隋之间，隋时尤盛行，到唐之慧能、道一，纔可说是中国禅。中国禅之中，道家自然主义的成分最多。道一门下不久成为正统。‘中国禅’至此始完全成立。”潘桂明亦认为：“马祖道一可以说是中国禅宗的真正代表之一，他的禅学在中国禅宗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，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。”
以上诸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尽管各有其侧重点，有其内在的立论根据，但都可作为研究的参考。我们认为，判断一个佛教宗派是否形成，主要看：(一)立宗者的宗旨，是否有比较系统的纲领、著作，是否有比较明确、一贯的宗旨；(二)该宗派是否有比较固定的、有组织的、有经常性活动的道场；(三)是否有比较独特的道风，开风气之先；(四)是否有系统的传承者。据此，我们认为：达摩为中士禅宗的开拓者，道信、弘忍对中国禅宗的建立有卓越的贡献；慧能为中国禅宗的实际创立者，而对于达摩以前之禅学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。茲先述达摩以前中土禅学之传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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